
陶 金
泸州的书,多半从码头写起。写酒,写盐,写船,写城,文人搁在里头做个点染。初旭的《泸州文学地图》系列偏偏倒过来:人站到前头,地名退成背景。这个调头,看着只是体例之变,其实是眼光之变。一个地方要是只有物产、没有文脉,那地方是死的;反过来,只有几个响亮的姓名,而没有能落脚的山川街巷,文脉也是飘的。他把人和地捆在一处写,两头就都活了。顺序读下来,像沿着江岸走,一程一程地认人。
“地图”两个字,值得慢慢咂摸。地图不是年表。年表问“什么时候”,地图问“在哪里”。初旭拿人做坐标:被泸州认作乡贤的尹吉甫,流寓江阳的李白、杜甫,宦游江阳、在江岸石壁上留下“云根”二字的黄庭坚,谪戍云南、往来川滇的杨慎,在纳溪棉花坡打过仗又写下《护国岩词》的朱德,在叙永真武山写《婉容词》的吴芳吉,一路排到当代的何开四、陈大刚,再到陈之光、周金章、罗强烈、刘光富这一群在乡坝头坐得住的人。两千多年,一条线穿下来,每个名字底下都盯着一处山水。写近世的几位,他下笔尤其松,多是自己听过的话、走过的路,不做夸饰。这个做法,接得住地气。
他的方法,说到底是以文证地、以地证文。写黄庭坚,抓住“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这十个字,把宋诗的旷达和泸州的酒气对上了,又顺手把纳溪二月茶的茶山摆进去;写朱德,把当事人的战地手札和吴芳吉的长歌并置,一个亲历,一个追怀,互文见义;写杜甫,不铺陈“无边落木”的悲秋,只写一个乱世里泊舟江阳的人,怎样在一杯酒里把自己安顿下来;写杨慎,则沿着驿道走,把过境的人、留下的诗和今天的路叠在一张纸上。他不大段抄史料,也不摆考证的架子,只在要紧处落一句原文,让文字自己去说话。这是散文家的分寸:知道该在哪里闭嘴。
语言是这本书的底气。方言入文——“乡坝头”“煳海椒”“鼎锅”“背篼”,不为猎奇,是为把气味留住。写人物也不列履历,写这个人身上是什么味道:酸菜缸翻身时打的那一声饱嗝,茶叶尖上一阵走远的马嘶,灶门前那口洗得雪白的木盆。他写景也这样:山不高,水不急,句子短,一停顿,就成了气口。这样的句子,坐在书房里想不出来,得在那种灶房里长大的人才写得出。所以这本书最结实的地方,不是史料,是“认得”。认得,笔下才有分寸;不认得,再多的引文也只是纸上的热闹。
《泸州文学地图》系列的另一层用心,是写一座城的性情。李白路过,泸州记他;杜甫泊舟,泸州记他;黄庭坚贬谪而来,泸州记他;朱德在这里打仗,泸州还记他。来的都是客,走的多半不再回来,可泸州一代一代把他们收进自己的文脉里,替他们留一个位置。这种“收”的能力,才是这座城真正的性格。换句话说,他写的不是一部文学史,而是一部“接纳史”——一座城如何一次次把外来的人,慢慢变成自己人。作者未必把这层意思明说出来,读者读得出来。
它最实在的一桩功劳,是给泸州文学立了个谱系。从前这些人名散在县志、序跋、回忆文章里,各说各的,现在被摆成一条看得见的脉。地市一级的文学史写作,向来难做:写成资料长编,没人读;写成乡土抒情,又不算史。初旭走的是一条中间的路——用散文的笔法把谱系写出来,可读,也大致可信。章节的题目也不摆学究面孔——“长江边长大的辞赋大家”“背着一座山去走世界”,一看就是文章,不是论文。这条路不好走,走通了,就是本事。
说到本事,也得说人。初旭不是学院里的研究者。他当过记者,做过编辑,跑过乡镇,后来又做文旅策划、基层法务,大半辈子都在“现场”。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写这本书的方式:不信二手转述,为了一处石刻肯跑一趟山路,为一个年代肯去问还活着的老人。这也决定了他的局限:材料多来自走访与阅读,少有系统的文献清理;遇到争议处,往往取一说,而不并列诸说,读者少了自行判断的余地。
不足也不妨直说。头一条是古今配比。古代一位作家动辄三千字,现当代铺开的面却不够宽,中青年作者几乎缺席。一部“地图”若只画前朝与前辈,它的当下性是打了折的。第二条是出处。转述多,注明少;读者要按图去核,常常无处可核。既称地图,坐标就得精确,篇名、版本、页码,一样都省不得。第三条,“评”常常让位给“叙”。不少章节读下来像人物散文:人的好写足了,作品的短处绕开了。评论的本分是分辨,不只是致敬。
《泸州文学地图》系列还有一层,关于地图的空间感。文章里点了不少文旅点位——锁江亭、瓦窑滩、“云根”石刻、护国岩、棉花坡、真武山。这是聪明处,把纸上的文学变成了一条可以走的路线,读完了真能出门。但有几处到底还是文学化的想象,缺一个经纬度,缺一条能坐车到的路。若能在书后附一份文学遗存索引,标清位置、现状与保护情况,这本书的用场会大得多。文学地图若只能看不能走,终究还是半张;能看又能走,才算真把纸上的字,按进了土里。
话说到这儿,得替这本书讲句公道话。它不求全,也不假装全。泸州两千年文脉,凭一个人的脚力、眼力和笔力,本来就不可能画得毫厘不差。它给的是一个框架、一种眼光、一条线路。后来的人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添人、补注、纠错,甚至推倒重画——但先得有个人把第一张图摊在桌上。
所以《泸州文学地图》系列的意义不在完备,而在方法:地方文学不靠一份名录活着,靠一条走得通的路活着。初旭做的,是替泸州先把这条路踩出来。路踩出来了,后来的人跟着走就行。我希望这些系列文字,最终能结集出版,对当地的文学事业、旅游发展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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