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哥
我哥已入古稀之年，他于1966年开始下乡，曾老实巴交的当了七年的知青。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哥当知青时的那位姓罗的生产队长，队里的人都叫他罗八字胡。他算得上是一位当年文革时期典型的扭曲人物了。
1966年的一天，街上锣鼓喧天，车水马龙，高音喇叭声不绝于耳。我哥佩戴着大红花，站立在卡车上，母亲牵着我挨在我哥的身旁。不一会儿，长龙似的拉卡车队缓缓启动，驶出泸州城，向泸县进发。一路上，知青们歌声嘹亮，喊声震天。我哥被安排到了泸县牛滩兴隆公社兴隆大队。队长长得一幅圆圆的脸蛋和胖乎乎的身段，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栋土墙茅草房对我哥说：“你就住在那里”。我们走进一看原来是一栋曾经的牛圈，里面有两间屋子，一间是卧室，安放着一张简陋的单人木板床，旁边是一张小方桌，房顶上有个透光的洞，一束光斜射到残破的土墙上，脚下是冰冷的石板。另一间是厨房，有一个烧柴火的大灶头。厨房特别光亮，起眼一看，其中的一面墙壁全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边竟然没有一根稻草遮盖。母亲的心冷了一大截，她惊诧地问队长：“这墙上咋个没有谷草？”队长满不在乎地说：“有房子住就算不错了。”母亲哀求道：“要是刮风下雨，墙倒了咋办？请队长想点办法弄点谷草给盖一下哈。”队长不太情愿的哼了一声说：“等到打了谷子再说嘛。”。
天飘着蒙蒙细雨，母亲牵着我，走在碎石路上。我哥送了一程路，母亲说：“回去了吧，别再送了。”哥终于停住了脚步，呆呆的站立着目送着我们。当走到一个拐弯处，一瞬间就不见了我哥的身影。母亲不住地回头，不停地用手抹着眼泪，我感到母亲的手冰凉。
回到家，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是我哥乡下那厨房里的那堵没有谷草遮盖的土墙。每当下雨天，母亲嘴里总是嘟哝着：“这娃儿可不要被墙倒下来打死了哟……”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谷子打了一茬又一茬，我哥的住房里那堵土墙还是没有盖上谷草。母亲急了，去到乡下问队长，得到的回话是谷草不够分，还是再等明年打了谷子再说吧。墙上的谷草最终还是没有盖上去，后来，我哥搬了房，母亲才放心了下来。
生产队长进城来我家多次，每次不住上三四天是不会离开的。那个年代，我家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一人养育三个子女，每月工资四十元，每月都在还账又在借款，生活很拮据。为了款待好队长，母亲不得不又去借钱，把伙食尽量弄好一点。可是，队长还是很不满意。队长说：“我到其他知青屋头，人家待成我好得很，顿顿吃肉，每天不是吃鸡就是吃鱼。”母亲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但实在做不到这样好的生活。队长捋了捋嘴上的八字胡，一脸傲气的说道：“最近，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要想反攻大陆，像你们这样有历史问题的家庭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接着强调说：“你要叫你儿子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母亲一直听着，不停地点着头。突然，队长语气稍微温和了下来，他说：“我的塑料筒靴坏了，能不能给我买一双？今年打了谷子，一定给你儿子住的房子盖上新谷草。”母亲感到十分为难。教师宿舍院子里的老师们了解到这事儿后到我家与队长交谈说：“人家孙老师生活这么困难，过年都没有添置一件衣服，买上一双鞋。”院子里苏老师的儿子周厚云，正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是当时造反派的一位小头目，他一听说就赶到我家，他对着队长厉声说道：“罗八字胡，我看你已在孙老师家住了三四天了，人家住房还不到二十平方，你打算还要住多久？”队长似乎感到大事不妙，急忙连声说道：“今天就走，今天就走。”就这样，队长终于收拾起东西，回农村去了。
我哥在乡下一呆就是七年。有一次，机会来了，他可谓昼夜兼程，挑灯夜战，抓紧复习，准备迎接考试回城。可是，一等再等，日复一日，还是不见音讯通知，最后才得知他的名额被人顶去了，我哥在床上气了三天。母亲十分担心我哥受不了打击，万一气疯了咋办，母亲便每日都在安慰开导我哥。看到我哥开始喝点水，吃点饭，这才放心了下来。
1975年，母亲想尽办法退休，我哥才终于离乡返城，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最近，听我哥说那位罗八字胡队长已在前几年去世了，走的时候也很可怜，居然还提到了我哥的名字，总想与我哥见上一面。
2020.11.9于玫瑰园
作者介绍：乔哥，泸州人，从事媒体多年，现退休在家，业余爱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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