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根据地经济 为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开辟先声

初 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军事 “围剿” 与经济封锁，使南方革命根据地陷入物资匮乏、内外隔绝的险境。根据地经济并非常规发展型经济，而是服务革命存续的生存型实践。根据地以土地革命重塑乡村生产关系，赢得农民支持；通过累进财税、粮食统筹与赤白贸易，尽力保障军民供给；依托手工业、合作社与公营实业自力更生，弥补物资缺口。这套战时经济带有显著应急性与局限性，自给水平有限。但它将民生保障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凝聚乡村民心，孕育出自力更生、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苏区艰难摸索的经济实践，为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开辟先声，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埋下早期制度与精神火种。

第一节 土地革命：重塑乡村生产关系的变革

  赣南山峦叠翠，闽西竹影婆娑。二十世纪20年代末，一场变革在这里改写着中国乡村的底层结构。此前，土地大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终年耕作却难得温饱。1928 年 12 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1929 年 4 月颁布的《兴国土地法》，把没收对象集中于地主阶级，明确保护中农、联合贫雇农。此后，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次第铺开，依据“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分得土地，是挣扎于乡村底层的农民，第一次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因此被调动起来。但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场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处处顺利：分配在推行中有偏差与反复；在连年战争、劳动力不足、农具耕畜匮乏的条件下，土地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远不足以根本改变根据地农业的落后面貌。土地革命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把农民的利益与根据地的生存联结在一起，使根据地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它重塑了乡村生产关系，却也是在战争与封锁的特殊环境里，以土地为杠杆、为生存而进行的一场现实抉择。

第二节 财税、粮食与内外贸易：封锁中的民生经济体系

  根据地的生存环境，远比田野的丰收更为严酷。自 1927 年起，国民党当局对各苏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等日用必需品难以输入，农副产品难以输出。在这种物资断绝的围困下，根据地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都须精打细算。

  财税方面，苏区确立了以农业税为骨干、辅以商业税与筹款收入的格局。农业税（公粮）采取累进税制，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根据中央苏区当时的规定与执行情况，公粮征收约占产量的十分之一上下，并视年成与战况有所增减。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持续、开支浩大的压力下，群众负担并不轻松，公粮征集、借粮筹款时有开展，节省运动也屡屡发起。苏区一边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把有限财力投向战争保障与民生救济，一边在财政紧绌中艰难维持收支。粮食统筹是生存的命脉，苏区建立粮食合作社、组织储粮备荒与余缺调剂，既保障红军供给，也平抑粮价、安定民心。

  贸易的破局更见治理的智慧。面对封锁，苏区一面发展内部物资调剂，一面以“赤白贸易”为通道，设立对外贸易机构，利用商人、边民等渠道，以苏区出产的粮食、木材、钨砂换取白区的食盐、布匹、医药。据当时统计，1932 年成立的中华钨矿公司及其钨砂输出，曾为根据地换回相当数量的资金与物资。但这种交易受封锁程度、市场波动与战事变化的影响，时断时续、规模有限，远不足以填平供需缺口。财税、粮食、内外贸易相互配合，根据地才得以在封锁的罅隙中，勉强支撑起一个军民兼顾、自给度有限的民生经济体系 —— 它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需要，却始终处在紧张与匮乏的边缘。

第三节 实业起步：手工业、合作社与公营经济的探索

  封锁之下的根据地没有现代工业，生存的需要却催生了最初的实业探索。苏区的手工业——造纸、铁业、纺织、榨油、熬硝盐——被组织起来。食盐奇缺时，群众在干部带领下土法熬制硝盐，缓解“淡食”之苦；武器弹药匮乏时，从修械所起步，逐步兴办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兵工厂，1931 年建立的官田兵工厂即代表。这些实业大多设备简陋、产量有限，是封锁与战火逼迫下的求生之举，而非成熟的工业建设。

  合作社经济，是根据地经济组织的一项探索。据 1933 年前后的统计，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已发展到一千余个、社员数十万人（此处数据以当时各地上报口径汇总，各地规模与统计标准不尽一致），消费、生产、信用三类合作社各自承担购买、协作与借贷职能。合作社由群众集资、民主管理，把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组织成互助协作的力量，但其规模、管理经验与抗风险能力都很有限，兴办中也走过弯路。与此同时，公营经济悄然起步，被服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企业相继建立，为根据地提供军需民用与政权运转的物质支撑。手工业、合作社、公营经济相互补充，构成根据地生存型经济中朴素的实业雏形——它不宏大，却在一片荒芜中，开始了自主生产与互助合作的初步尝试。

第四节 治理经验：服务生存、凝聚民心、自主立基的辩证总结

  纵观根据地经济的艰难探索，一条经验主线贯穿始终：经济必须服务于革命生存。一切财税、粮食、贸易与实业的安排，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根据地能够在封锁与战争的双重压力下活下去、打下去。这种“以生存为纲”的定位，决定了根据地经济务实、高效、民生优先的底色，也决定了它的成就带有应急与被迫的性质。

  经济也是凝聚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土地分配给农民以实惠，合作社给群众以依靠，粮食调剂与节约运动让百姓看到公道与希望；当经济发展与群众利益相连，根据地的民心便愈发坚固。但客观而言，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经济始终面临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技术落后与经验不足的多重困难，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临时性与局限性，成效也时好时坏，不可一概而论。至于立足自给、摆脱外部依附，则是在外部来源被完全切断的威胁下，被迫确立的生存原则——自己种粮、自己织布、自己炼硝、自己造枪，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循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探索，远不是成熟的建设蓝本。它在一片荒芜与围困之中，淬炼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统筹保障、民生优先的治理取向，也留下了经济组织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的实践经验 ——这些经验有其时代的光亮，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正是在成就与不足并存、希望与困顿交织的探索里，中国经济自主之路从这里蹒跚起步。它的意义，不在于当时已经走了多远，而在于它开辟了方向，为日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埋下最初的精神与制度种子。

来源：节选自初旭《毛泽东的经济视野与治理智慧》,标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