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季克良徐英夫妇
——写给贵州茅台季克良夫人徐英
作者：代锦
作者：代锦
昨天上午，徐英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当年的同班同学，白发苍苍的季克良手抚棺椁，潸然泪下。
季克良在给徐英的花圈摆在灵堂的正中，上面书写了四个定语：同学、战友、同事、爱人。
逻辑感很强的季克良，用这四个定语，准确地定位了他与徐英的关系。
棺椁锁钉时，季克良以乡音浓重的普通话与夫人喃喃道别。
观者无不动容。
刚进酒厂不久的季克良、徐英夫妇
一九六四年九月，徐英与同班同学、恋人，二十五岁的季克良一起，告别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发酵专业，来到贵州茅台酒厂报到，成为这里历史上最早的发酵专业工程系大学生。
季克良回忆，他们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论去哪里，都要在一起。
徐英与季克良同龄，都是江苏人，生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同一个星座。
他们年幼时，中国正值战乱，国家积弱。幸运的是，他们尽管自幼坎坷，却获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1970年代，时为技术员的徐英在工作
一九六四年的中国，从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到群山环绕的赤水河谷，从火车到汽车，差不多要一周时间。两地间的地理隔断，经济、文化的落差，几乎可以用两个世界或是两个世纪来形容。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仍有记忆的人会明白，这种远行不只是年轻人的异乡体验，地区间巨大的生活差异、文化距离，以及远离故土的思念痛苦，对于徐英他们来说更是人生的巨大挑战。
1965年3月，第一期茅台试点工作全体成员。季克良（三排左四）和夫人徐英（二排左二）均参与了此项工作。
从一九六四年到现在,中国以及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放在过去一百年的大历史中分析，积弱已久的中国经济败于工业革命，也败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缺位。十年“文革”浩劫的激进与封闭，更是让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国的 GDP 从一九六四年的世界排行第六，一度跌到第十一。
站在这个维度上分析季克良、徐英这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命运的起伏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会有多大。与同龄伙伴相比，他们无疑属于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在那个时代就有一种特殊的远见，节衣缩食，支持他们完成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育。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显然凤毛麟角。
晚年的季克良与徐英
二零一七年，徐英离去时，距离她与丈夫双双告别故土来到茅台，已有五十三年。这个半个多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变，茅台发生了巨变，周围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
徐英走了。作为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她离开时，一个蓬勃时代正在开始。她身后，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温暖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丰富缩影。
周围人痛惜的，是她走得过早，很多更大、更好的变化，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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