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多的地方，乡人都叫田坝，以至于在水潦境内，竟然有两个田坝，为了区分，大的叫穿山洞田坝，小的叫苗田坝。

我生于兹，长于兹的苗田坝，如一瓶陈酿老酒，散发着馥郁幽香，却又带着辛辣，个中滋味，用语言也难穷尽。

若说家境，在七八十年代，比一般孩子好。当他们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时候，我们早已摆脱那层简单的宿命。最开始在田坝生根落叶的是我高曾祖父，大约是道光年间吧，据老人讲，他是个喜读诗书的人，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蹊跷的是，每次临近考场，都要病发，或者临时生出一场难以支撑应试的病，无奈只好中途折返，徒增遗憾。高曾祖父回来，便改行做了火居道士，儒家不待见，道家总要待见吧，于是乎，火居道还办得有模有样，渐渐地小有名气，现今大山上和魏家坪的手艺人，都是高曾祖父的门生后人。他闲暇时分也写书，楷书功底了得，流传下来的一本薄薄皮纸手抄本，是蝇头小楷写就的，一笔一画皆工稳秀丽。细读里面的诗文，可以大略感知其怀才不遇的感慨。

我们的家学，从那时便逐渐有了根基，一代代影响下来，古人说的荫庇，虽然是做官上的特殊照顾，但放在寻常百姓家，也算是一种家风在荫庇着，数代而不衰。

到了父亲持家的时候，我却害怕起来。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农，骨子里透着坚韧，平日里可以一句话不说，但是一旦发现子女有令他不满或者忤逆他意志的时候，必定是抓起一根竹篙就开打，一旦动手了，得让你皮开肉绽才罢休，所以儿时吃的诸多皮肉之苦往往是我不按其意志行事。但对于一个自尊心强而独立特性的我来说，就算是挨再多的打都要坚持己见。今天的孩子，多半是娇生惯养，倘若时光能倒流，看到父亲当年责打我们的场景，必定是吓得目瞪口呆，浑身起鸡皮疙瘩。

六岁的时候，父亲送我去沙子坡小学启蒙，然而，那时候教育条件太差，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教学也形同荒废，我在懵懵懂懂的四年里，也没学到个啥名堂。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我的学业担忧不已。

恰巧的是，父亲在山后头给我物色了个娃娃亲，女方叫萩琴，和我年纪相仿，也是十来岁。说实话，那时候的娃娃亲都是父母之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懂什么？借此机会，父亲将我送到大洞小学读书，一来曹老师当校长时的大洞小学教学质量在水潦是最好的；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萩琴也在大洞小学上学，且是同一个年级，按父亲的想法，去了那里，可以增进交流，彼此建立感情，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眼看四年级开学即将来临，我既兴奋又害怕。去了离家二十多里地的远方，会是一个什么光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学校，看到萩琴该是多么尴尬的事？各种思绪如乱麻纠缠于心中，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老山烟，缓缓对我说道：“去了不准调皮，要和老师同学之间搞好关系，倘若我听到有你的不好消息，回来有你好受的。”这些话，是家常唠叨，更是临行时的严厉警告，我自然心知肚明。母亲却一言未发，用慈爱的眼神鼓励我：倘若能和萩琴搞好关系，将来带着新媳妇回来，该是无上的荣光啊。她默默为我准备打点好了行李，衣服被子，锅碗瓢盆，一样不落都准备妥当了，大姐和二姐就一人背几样，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大洞小学。

刚进校门，抬眼便望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原来这所学校是用当年余氏土司的官房改建的，上下两个天井，拾级而上，是个优美而富有文化气息的花坛，里面镌刻着清代著名诗人余昭的诗句，深邃的文字、苍劲的书法，似乎在展示当年这个家族百年的风骚。学校的负责人曹老师对我格外看重，因为有了父亲和他的旧交，加之离家远，我是唯一一个和在校的老师们一起开伙食的学生，有此“特殊权利”，自然生活上就少了很多麻烦，其他学生，都是走读的。

开学的第一天，来了许多家长，带着子女来报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也由家长带着，旁边曹老师的儿子曹建老师戳了戳我后背，小声在耳边给我说：“快看，你姑孃（川南方言，即未婚女友）来了，嘻嘻……”我定睛一看，是个长得很秀气的女孩，脸蛋红扑扑的，穿得也很素雅，哦，原来这就是父亲给我订好的娃娃亲，我不好意思地小声说道：“曹老师，你别开玩笑了，我啥都不懂。”

他把嘴一撇：“你现在啥都不懂，将来是要懂的。”

我暗自发笑，这些人真是喜欢找新闻话题，逮住个新鲜事，必定大做文章，后来的一段时间，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测。

不知咋的，我订了娃娃亲这件事，居然像病毒一样迅速在一两百人的学校飞速传开了，那时候的学生，娱乐方式单一，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说得上三天三夜。我和萩琴自然成了被“悠”（川南方言，带有戏谑、嘲弄的意思）的对象。每当学生们一起吆喝着“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内心几乎快要崩溃，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有时候我只好躲在学校的角落里，避开他们的势头。想起李白的古诗中有这么一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那是多么和谐温馨的画面，两小无猜的世界，彼此之间了无痕迹，没有烦恼，更无外界的嘲弄，成了青梅竹马的典故。然而，这样的情景于我而言，只是虚幻，甚至是谵妄，我只想在这座庭院大宅的学校，和师生搞好关系，把成绩冲上第一。

然而，萩琴对我还是不冷不热，我们之间几乎很少说话，只是作为极普通的朋友罢了。在我懵懂的印象中，对男女之情完全是无知的，因为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什么叫谈恋爱，而父亲的期望，却是让我早点和萩琴搞好关系。我对她，没任何多余的想法，也许真要令父亲大人失望，但，我已经决定了，不会歪曲自己的意志。

因为我和老师们同吃同住，他们的很多业余爱好渐渐让我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发现自己也有那么一点可以开发的天赋。比如说胡思全老师晚上爱吹笛子，吃过饭后，听着山岗上悠扬的笛声，真是一种享受。我也跑到竹林里，请他教我制作一支笛子，按照标准钻好孔，笛膜很简单，把一节竹剖开，细心地取出其中的膜，贴到笛孔上，一支简单的竹笛就做好了，即便音不是很准，吹起也是一种享受，学中国的传统五音音乐，很容易上手。爱下象棋的是张启辉老师，在他带领下，我不但学会了，还学得有模有样，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全乡庆祝“五四青年节”大赛上，我斩获了象棋比赛第一名，拿到获奖证书的那一刻，心里别提有多激动，原来天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先去爱好，再去挖掘、训练，才有所成就。爱好写毛笔字的曹老师，同样对我影响深远，从那时起，可以说我对传统文化是由衷地崇拜和爱好。只是很遗憾，那个年代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一来没有更专业的老师指点，二来环境和物质都差了，想进一步深造也没机会。

寒冬腊月来临，万物萧索，是一年中最难熬的。那时候的学校，冬天零下好几度，道路都要结冰，学生们有的带了煤块，在教室里烧火取暖。每到冬天，学生们手足生冻疮，脸开皴的不计其数，家庭差的，衣衫单薄鼻涕长流，家庭好点的，也只是多了层棉衣而已，照样冷得鼻青脸肿。假期临近，也要和萩琴暂别一段时间，可是一学期下来，我依然对她如故，既无恨，也不爱，借用苏轼的《定风波》来说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父亲的潜意识里，这桩亲事是成了的，但礼节不能生疏了，逢年过节，我是必须要去未来的丈母娘家拜访的。寒假刚过没多久，便是新春，父亲让我背上猪蹄和好酒，一定要亲自到山后头萩琴家拜望，我虽然心中一万个不乐意，却不敢大声抗议，耷拉着脑袋，坐在门边。父亲数好了礼品，用红丝带一件件地捆扎好放进背篓里，把背篓往我面前一搁：“快背上，去了给你伯父婶娘拜年。”

我抬头看着他，一脸严峻的表情，没得任何商量的余地，心里流了泪：为什么非要去萩琴家啊，去张三李四家不行么？眼看再磨蹭父亲就要动真格了，我赶紧换了衣服，背起礼物，飞也似地走出家门。

二十多里路，走得我眼冒金星喉咙冒烟，等挨到山后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了，汗水浸透了衣衫，我知道萩琴家就在寨子西头，再往前几步，狗吠声不断，我吓得赶紧找根棍子捏在手中，萩琴眼尖，一下就看出我来了，她赶忙把狗撵开，蹦跳着从土坎上跳下来，“小乾，你好厉害啊，竟然一个人找到这里。”

我实在不想搭理她，一个丫头片子，竟然害我走了那么久的山路，脚都磨起泡了。我用满是汗渍的袖子揩了揩汗水，点头表示应答。

她的碎花新衣，和我沾满汗水的新衣，成了鲜明的对比，萩琴把我带到门外，朝里屋叫道：“爸，小乾来了。”

从里屋走出一个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子，开了门，惊讶地说：“哟，你一个人吗？还背着那么多东西……”继而又对萩琴吩咐道，“你看人家都背这么久了，还不快接下来。”她瘦弱的小手，吃力地从我背上把背篓取下来，踉踉跄跄地放回屋去。

婶娘赶忙倒来一盆热水，递给我一张毛巾，“来洗洗汗水吧，你看你爹，多忍下心，竟然叫你背这么重的东西，以后来空着手就是。”

等我洗了脸，把身上的汗水吹干的时候，厨房里已经烟雾缭绕了，大碗小碗的菜肴端上桌，萩琴一家俨然已经当我是他们的贵客了。平心而论，伯父婶娘是非常喜欢我这个毛头小子的，尤其是我那股韧劲儿，再重的行李，挎到肩上，都要一路背到底。

奇怪的是，二老对我越好，我越是如坐针毡，我骨子里流动着一股惧怕。第二日，天还未亮我就早早地起来，可能是我打水的声音惊动了他们，萩琴也跟着母亲起了，“天冷地冷的，你那么早起来干嘛？”婶娘问道。

我从不掩饰内心的想法，“我想回去了，婶娘。”

他一脸诧异，“怎么，专程来，大年初二的就要回去了，怎么说也要多耍几天。”

“我真的要走。”我若说走，没有任何人能阻拦，抓起小背篓，他们也拉不住我，一溜烟下山了。起初是刺骨的寒风，跑着跑着，背心渐渐热起来，再多走几时，汗水便涔涔而下，第一次拜访未来的老丈人，也就是一天的匆匆时光，回到家，结局不用猜，肯定是一顿臭骂。
 

第二年，一混又是五年级了，逢年过节父亲依然要我带着礼品去拜访，似乎这已经成了惯例，萩琴的父母对我依然非常体贴，但是不知啥原因，我就是在她家坐不住，第二日非得要走，绝无宿过第三日的时候。

最难忘的是六年级寒假那年，临近除夕就已经大雪纷飞，下了足足两天的雪，地上堆了一尺多厚，房檐上吊了长长的凌冰，父亲照例又开始准备我去拜年的礼物，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礼物的重量也在逐年增多。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西装——要知道，在那个到处都是土布蓝衣服流行的年代，找一件西装是极不容易的，大姐拿着衬衫，要我换了，我说：“难看死了，不穿！”大姐知道我的脾气，望着父亲，等他下命令。

父亲生气了，用豹子般的眼神看着我，说：“必须穿！”

我正想撒腿跑掉，却被他们几个按住，三下五除二给我换上了西装，从来没穿过这怪怪的衣服，感觉自己像个人群里的怪物，我便开始脱掉，父亲从墙边抓了一根竹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头盖脸给我打来，痛得我满地打滚，父亲打人从不手软，竹片挥动的声音，在空中都能听到“呜呜”的响声，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场面该有多骇人了。打到后来，衣服也弄脏了，人也挨痛。母亲叹口气说：“别打了，给他擦干净，还是让他去拜年。”

于是，姐姐又给我把新衣服擦干净，安慰我背上礼品，说：“早迟都是要去的，何必演这一出呢？”

我无可辩解，只好背上背篓，父亲却走到沟边叫住我说：“回来把烟带上。”

我心头一凛：怎么，去还要带烟？我赶忙撇清：“不了，我又不会抽烟。”

“你真不会抽烟？你到人家，人家装你烟，你若是接了，该如何装回人家？”

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在学校偷偷吸烟喝酒的事情，父亲早已了如指掌，为了怕我去萩琴家出洋相，特地给我备了一条烟，对于去拜年的所有开支，父亲从来不会吝啬半分，在这件事上，他是最支持我的。我只好退回去接了烟，心里胆颤不已，生怕父亲又揭我在学校和老师们喝酒的陈芝麻烂谷子，然而庆幸的是，他并未再提，只是临时加了一句：“这次去，你不要大年初二就回来了，至少初六再回来。”

我最怕听到这种吩咐，口头上唯唯诺诺答应了，再想法子应对。踏着脚下的大雪，此情此景和往年并无二致，变的是我更有耐力了，走到萩琴家门口的时候，汗水显然比初次来的时候少了许多——估计也是严寒天气所赐，萩琴长得似乎比我还高了点，红扑扑的脸蛋，喜欢对着我笑，可是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与她聊天，最多也就是学校里的鸡毛蒜皮事，伯父和婶娘倒是希望我们成为健谈的伙伴。

大年初一是在萩琴家过的，热腾腾的饭菜，不绝于耳的鞭炮声，红红的春联和灯笼，崭新的新衣服，还有散发着柏香味的腊肉，一切都沉浸在新年的愉悦中，在常人的家中，是多么愉悦的一天，可是我却巴不得想走，依然是大年初二，我抓起背篓就跑了。

可是走到家门口才想起，父亲的临别警告是多么严厉，要是贸然踏入家门，肯定会挨揍，我便爬到牛圈的草垛里，准备待个三五天再进门。

我悄悄把背篓藏在牛圈顶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牛圈夹层，找了个地方蜷缩起来，生怕父亲给牛添草的时候发现，躺在夹层里，感觉自己做了件得意的事。哪知睡到半夜，冷得发抖，夜里气温零下十来度，我实在难以忍受，只好溜下来，悄悄开门钻进自己被窝里，这才坦然睡去。

第二日起来，被父亲发觉，厉声责问道：“为何初三就跑回来了？”

“我不想在那里住，很无聊。”

“他们怠慢你了么？”

“没有……”

“既然如此，为何要溜走？”

我无言以对，料到一场劈头盖脸的暴打即将来临，然而父亲的神态却出奇地平静，并未有抄家伙的迹象，我正纳闷着，他却话锋一转，说：“带上锄头，上山干活去！”

我条件反射式地站起来，说：“爸，新年大吉的，上山干啥活？”

他并未理睬我的质问，径直递过来一把锄头，带我到对面山上，指着一块地说：“你今天必须在地头挖出一个粪坑来，挖好后还要从家里背粪填满，晚上才准吃饭。”说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愣在山上。

我知道这是他惩罚我，他现在恨铁不成钢，我没有按他规划的路线走，偏离了他理想中的正道，也罢，今天的活是非干不可的。我毅然把衣服脱光，抡起锄头就开始刨土，冰冷的雪花飘落在背上，刺骨的寒风在耳畔呼啸，我现在是希望得一场极其严重的风寒，然后要死不活的，顺便也了脱一段孽缘。然而事与愿违，等我花了几个小时挖好粪坑后，居然大汗淋漓，丝毫未见感冒的迹象，又抄起粪缸，来来回回十几趟，把粪坑灌满，下午请父亲来验收。

他大概并未料到我会保质保量地完成他的惩罚目标，以一个成年劳动力的能耐，也要一天才能完成，看着满满一坑粪，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回去吃饭。”

我如释重负，终于让父亲平静了一回。他应该发现，我是个弹簧类型的孩子，无论挤压得多重，当手一松，我照样能弹回来，这样的性格，是韧性，也是自尊。

大洞小学的学生知道我对萩琴并未有多大的情感后，也不再瞎编歌谣悠我了，渐渐地，我的哥们儿关系反而发展得更好，因为我象棋在当地小有名气，街上的几个学生自然不服，六年级快毕业那年，他们四五个纨绔子弟结伴而来，大有踢馆之势。彼时的水潦，人们潜意识的站队，街上人条件“优渥”，乡下人则“贫寒”——实际上，放在城里一比，街上人同样是乡下的，只不过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遇而已。乡下孩子因为经济条件差，父母见识和交际圈不如街上的居民，自然在街上孩子眼里低人一等，故此，街上的孩子经常欺负乡下的。我却偏偏不信这一套，人生而平等，靠的是后天的努力，怎能以出身来划分等级呢？

街上的学生在中心校读，向来目中无人，一到大洞小学，就摆起了架势，把几个胆小的学生吓得不敢说话。看他们爬墙上瓦的架势，我说：“你们几个，以为家在街上，就可以嚣张吗？”

为首的一个学生一听，顿时就要修理我，朝我扑来，我寻着空隙，重重一拳头打在他嘴巴上，自然是挂彩了，其他三个学生一哄而上，均被我一一甩翻在地，这下铩了他们的威风，看得周围几十个学生目瞪口呆，那几个学生狼狈逃走，撂下一句狠话：“你小子以后注意点，过水潦小心脑袋搬家！”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自此以后，身上随时都带一把一尺来长的护身刀具，即便是晚上过水潦，他们也不敢奈我何。

萩琴知道我和那帮恶少杠上了，悄悄对我说：“他们说某月某天要来报复你，让你脱层皮，你还是给曹老师请假，回家躲避一段时间吧。”

我大笑道：“请什么假？请假了岂不是成缩头乌龟了？人人都怕死，假如我的刀子不顾一切地捅过去，要死也拉几个垫背。”彼时的我，全然忘了生命与法律，一股豪气只是说给她听。

毕业那天，萩琴找了个无人的地方，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做了三年同学，留点纪念与你吧。”

我全然没有在意，这是她送我的唯一礼物，大大咧咧地接过手，往衣兜里一放。她却欲言又止，嘴巴张开又不说了。我问：“你想说啥就说，别磨磨唧唧的。”

“你这人咋能这样，我写得那么辛苦的。”说完她就跑了。

 

等上课时，我才慢慢摸出她送我的笔记本，和几个哥们坐在后排，摊开第一页，原来全是她赠我的话，我大声地朗读出来：“小乾，我们的同学之谊眼看就要结束了，认识你三年来，对你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希望你不要做一个好打架的人，将来拳头算不了什么……假如我们能考入水潦中学，我还是愿意和你做朋友……”一段又一段的劝诫，我竟然旁若无人地念了出来，周围一片啧啧声，我也在啧啧声中享受了羡慕，我猛然发现萩琴头埋得低低的，眼里噙着泪花，难道是我读了她的语言，她难过伤心吗？

在大洞小学的三年时光就此匆匆结束，留给我人生的却是第一笔宝贵财富，待人接物、爱好文学、察言观色等等人在社会的基本功，都在那里萌芽，虽然那段青涩而虚幻的娃娃亲让我头疼不已，但是淳朴的人情，纯真的同学之谊，让人终身难忘。 

  【作者简介】徐万琪，男，笔名澧泉。1990年生，叙永县水潦乡人，屏山县作家协会会员，宜宾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山区从教，业余喜欢文学创作，有多篇稿子在《星星诗刊》《宜宾文学》《宜宾日报》《丹山》《多彩屏山》等报刊发表。